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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比马云还要红的温州首富,为何凄凉收场?

微温州2018-11-08 15:50:39


来源: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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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式“堂吉诃德”的造车梦。


1989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里,叶文贵把自己研制的第一台电动车开上了温州最高山。


中国电动汽车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12年后才起步,而这辆充电八小时、行驶200公里的小车,在当时完全不输世界先进水平。


沉浸在莫大喜悦中的叶文贵没有想到,也正是这部小车,让他从风光山顶坠入事业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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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七台河首富的温州知青


来自浙江温州金乡的知青叶文贵,在当年下乡的黑龙江七台河,绝对是个传奇。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跟着一群难兄难弟支边到东北小山村,9年后他返乡,已成了七台河市的“首富”。

他活的很不像个知青:盖了四间砖瓦房,为七台河最大;戴的表是二十五钻梅花,全市只有两块,一块价格是普通人一年工资;他离开时身上揣着六七万块钱,在物质匮乏的1978年,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钱从哪儿来?从浙商的骨血里,从精明的脑子里。


叶文贵下乡后被安排在七台河矿务局工作,矿务局有几万工人,工人所用的煤锹柄全部从外地购入。叶文贵觉得这是个赚钱的机会,他联络了另外八个知青,从温州买来木旋床和锯子,办起了个锹柄厂。


锹柄最初日产100根,在当地已是供不应求。叶文贵想起了卷笔刀的工作原理,于是设计了3片刀的机头,装在中空轴上。当时一同办厂的知青兄弟张忠达回忆说,山上运下来的大木头用火锯剖成方块,塞进机器,再拉出来就是圆锹柄。


工具改进后,锹柄日产量从100根直接飙升到1000根,一天能卖800块。


产量高了,当地消化不掉,叶文贵还把锹柄卖到了山西省。但屯子到车站没有路,叶文贵于是请人开通了一段通向大路的六公里绕山公路,还以故乡的名字为路牌命名:“小金乡站”。


小金乡站很快因繁忙的运输而在当地叫响了名号。1993年,七台河市正式命名此地为金乡村。浙江青年以这样一种独特方式,在遥远的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家乡的印记。


创业,为了每天能喝一瓶茅台


1978年,结束了九年东北生活的叶文贵回到家乡。


在文成县民政局工作不到一年,叶文贵就扔了铁饭碗,回到金乡开工厂。他的理由是:民政局工资只够抽烟,但我每天还得喝一瓶茅台,要花11块7。


为了不吃空老本,也为了有茅台喝,叶文贵办了一个轧铝厂。叶文贵的轧铝厂一开起来就大受欢迎,生意好到拿铝坯前来加工的人都要排队。


叶文贵赚的钱,很快就远远超过了生产徽章的同乡。靠这家不起眼的小厂,叶文贵仅用4个月就收回了成本,还积累了近20万元的资金。


他又办起了大功率高频热合机厂。叶文贵拿出小时候研究短波收音机的劲头,自主研制了大频率的高频热合机。热合机投入使用后,档案袋热合一下收费0.2元,是小功率机器加工费的50倍。

有了大功率热合机,工厂可以加工航空工作包、设备档案袋等热合要求高的产品,效益很快提升,他先后开了四间加工店,依旧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又开始出售机器,获利十分丰厚。


除了铭牌,金乡另一项垄断全国的产业是饭菜票,生产原料PVC薄膜必须从外地购入。通过轧铝厂和热合机厂实现了资金积累的叶文贵,这一次决定创办一间塑料薄膜厂。


1984年初,叶文贵投产组建压延薄膜厂,产品主要供本地企业制作塑料票证、扑克牌、吸塑包装。这一次,生产用的主机还是叶文贵从橡胶厂买的旧货,经过一番改装后,这个自主设计的生产线效能惊人:每分钟出产170米,薄膜厚度0.025毫米,而当时国产机组每分钟出产只有34米,最薄的厚度0.075毫米;就算是德国的生产线,彼时每分钟出产也只有150米。


至于生产原料,则来自本地回收的边角料,一千块一吨收进来,加工后两千六百块卖出去。即便如此,依旧有大批客户排队等着加工,最紧张的时候,大家拿着烟去给生产班长“行贿”,盼着能赶紧排上队。


温州市场上,很快就只有叶文贵一厂独大,所有国营企业同类产品都悄无声息地撤了出去。工厂一天能赚两万多,投产两年,产值达400万元,缴税达18万元。叶文贵说,“挣钱就像印钞票一样”。


做不了官的新型企业家


在轧铝厂、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之后,叶文贵又创办了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他的精明勤奋得到了回报,运气也好的令人眼红,厂子办一个火一个。

“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还不完的债”,成了叶文贵专属的创业名言。八十年代初期,当“万元户”还是发家致富的代名词,叶文贵已经坐拥千万资产。他有个习惯,就是不管多大数目,都不用支票,要提现金。每次从银行出来,叶文贵都得拎着麻袋,袋子里是一捆一捆的钞票。


叶文贵大胆,家乡人比他还大胆。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但叶文贵明显与官场不太合拍。他觉得开会一事极为占用时间,也特别考验他的耐心,让他不胜其烦。他经常要求:把材料给我看看,我就不去参加了。据报道,《浙江日报》记者张和平为此写了一篇内部材料,反映了成为副区长后叶文贵的苦恼,材料得到领导批示,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政治上不开窍的叶文贵,照旧是温州的风云人物。八十年代中期,叶文贵两次登上《人民日报》,事迹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198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子里转了三圈后,说他是“新型的企业家”;加拿大机电教授教授鲍勃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望叶文贵,赞叹说:“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甚至发行了股票,面额1000块。这也是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企之一。

1987年,全国评选出了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但到北京领奖的却只有99位。温州唯一的当选者叶文贵缺席了,因为彼时,他已经投入到一场造车传奇。

“闭门造车”


多年后,叶文贵这样回忆自己造车的因由:当时台湾有十家轿车厂、大陆有六家,16家厂子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太可怜了。


他想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除此之外,他还想到,汽油车有污染,对环境不好,自己就造没有污染的电动车。


也许是之前六家厂子的顺利发展让他低估了造车的难度,也许是理想主义的光芒遮住了商人精明的眼睛,在没有对市场进行任何分析调研、也没有充足考虑研发和资金投入难度的情况下,叶文贵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实践。


几个月时间内,他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汽车电机、机械方面的书,只是初中毕业的叶文贵迅速从汽车爱好者变成了行家里手。1988年初夏,因为进出金乡交通不便,叶文贵在温州最好的华侨饭店租了一个套房,开始招兵买马,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纷纷应邀来到温州。


1989年2月10日,这个春寒料峭的夜里,叶文贵和三个同事把自己造的第一辆电动汽车开上了山,在这个叫做“雪山”的温州最高峰上,叶文贵兴奋地一边喝酒一边看夜景。


这一天,温州最美的夜色属于叶文贵。

从研发到上路,叶文贵只用了六个月时间。这个被叶文贵命名为“叶丰号”的白色小车,充电八小时,可以行驶200公里,在当时也属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农民的第一次造车行动,就造出了世界高度,叶文贵底气足了一点。随后,叶文贵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他发现,虽然造价有高低,但是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正逐渐成为各国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识。


叶文贵由此开始了对混合动力车的研究。他在温州龙湾经济开发区征了25亩地,请来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进行开发。最让人头疼的,是制造一辆车要用几千个零件,有的要费力采购,有的买都买不到。他当年办厂的研发和动手能力又派上了用场,买不到的零件,就自己做。


1990年4月,叶文贵推出了叶丰2号,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汽车。它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还装上了自行研制的双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风冷式效果好、噪音低。次年四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丰2号一鸣惊人。


叶文贵的信心更足了。一是叶丰2号在研讨会上得到了国内外技术人员的肯定,二是叶丰1号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成为建国四十年来温州的第一重大科研成果。

尽管这时已经投入了上千万,叶文贵依然觉得,造车,是有盼头的。


错失良机


由于在深圳研讨会上打响了名号,1992年初,深圳一家公司找到叶文贵,希望展开合作,并计划投入五千万的先期资金。


但是,这次合作并未达成。由于对方想把电动汽车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参加了谈判的温州市政府领导表示,这是四十年来我们温州最重大的科技项目,不能这样卖给你。


多年后叶文贵谈起往事仍然充满惋惜:就这样把他们推掉了,那次机会很可惜。


一年后,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罗耶·凯勒慕名来到金乡,考察刚刚面世的叶丰3号。叶文贵带着凯勒翻山越岭一路开到海口试车,叶丰3号的动力性能良好,凯勒对车壳和电瓶也赞赏有加。他向叶文贵提出了合作。

双方很快就合作方式达成了共识:叶文贵负责生产整车,或者由对方进行部件组装。但是在车挂什么牌子的问题上,双方却陷入了僵局。叶文贵坚持要挂“叶丰牌”,凯勒表示,挂叶丰牌进不了美国市场,必须挂他的牌子。叶文贵拧起来:要是这样,我不是替他打工了吗?


一周之后,罗伊·凯勒不无遗憾地离开了金乡。这也是叶文贵获得投资的最后机会。


叶文贵原本对资金估计比较乐观,按他的预估,拿到国家专利后,就可以得到上层资金扶持。但政府不但没有资金扶持,反而阻断了他的外来投资。而造车可以称得上是“无底洞”,叶文贵的上千万资产,几乎是以石落深潭的架势没了影。


1994年秋,最高车速109公里、充电3小时续航200公里的叶丰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诞生后,叶文贵已经借债一千多万。

在温州私营经济发展最为红火的时刻,叶文贵一个又一个地卖掉了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工厂、房产,甚至还有他留下准备种果树的十亩地皮。


叶文贵在采访中表现出极大的豁达:到处卖也没关系了,也不是祖先传给我的,我又不是什么败家子。


在投入全部四千多万资产后,叶文贵终于认识到,要真正把电动汽车商品化,即便是小批量,也要五亿、十亿的投入。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在整个产业发展面前,实在过于单薄。


1995年5月,研发资金彻底中断,叶文贵送走了最后一名工程师,正式结束了传奇的造车梦。


英雄背影


淡出人们视线的叶文贵,拒绝了很多媒体采访。他不再造车,那些令他骄傲的叶丰车,被他锁进仓库;当初的造车资料,被他存在两台笔记本电脑里。但他每天还是忍不住要关注国际油价,油价攀高时便感慨:电动车的发展时机到了。


他熟知国家关于电动车的每一项政策,当年制约了叶丰车发展的充电桩等问题依旧令他忧心:“充电桩很重要,现在看来虽然条件好起来了,但还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他的汽车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延续。儿子叶飞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对于父亲的汽车梦,叶飞的理解更为理性:科研和产业是两个概念。科研成功不一定产业就成功。在他看来,父亲的举动并不算“超前”。

在媒体纪念温州模式30年系列报道中,叶文贵被比作“不死鸟”,虽然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叶文贵的造车梦不得不黯然收场,但他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群体的典型代表,诠释了当时来自温州民间的巨大创业活力,他永不言败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


2013年10月开馆的浙商博物馆里,叶文贵被列入“英雄背影”板块,他捐赠的红色玻璃钢汽车车架壳子,在吉利、众泰、万丰奥特等多家知名浙商捐赠的自产汽车中,显得格外特别。筹办博物馆的杨轶清说,这一板块收录的是一些虽败犹荣的创业家,叶文贵勇于冒险、敢于先行,创业精神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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